劳者歌其事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种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是华夏第一首劳动者之歌。光阴往日千年，华夏的史乘长得让人艳羡，让人热爱，在这绵绵无穷的史乘中，我们聪慧的祖宗们能者多劳，劳者多歌，歌者既有阳春白雪，亦有下里巴人。但是让人无奈的是，艳羡之处在于华夏的美好，能者乐于劳其事，凿石开道，挖土通渠，哪怕是推山运土修造宫殿，亦或是足蒸暑气背灼天光，也经常是维持浅笑的，这在异地人可见非常诡异而且妒忌，华夏劳者的美好指数实在是太低；而热爱，却非热爱华夏的劳者，华夏的劳者在海外让人热爱不得，反而饱受凌辱，但因为我们专有的美好指数，所以于旁人可见的凌辱也不算是坏事；让外族人孕育热爱的是华夏的士人，也即是士医生、乡绅一族。假如说劳者显现的是华夏的能力，那么士人所展示的就是华夏的精神。何精神之有？曰忠孝，曰悲悯，曰宽爱，曰进步。至于忠孝，后面人物太多，欠好解说；至于悲悯，下文详谈；至于宽爱，却是太宽太爱泛爱甚至无爱，犹如半夜临深池，苦吟一番，难于领会；至于进步，更是知者多数，从者寥寥了。
那么毕竟悲悯啥呢？传统天子居庙堂之高，再高，无尽高，高不行测以至高处不堪寒，世间疼痛尽是耳中言、嘴中语，看不见不为实，其中同情当然少得怜悯；帝王者很有皇帝之风，虽偶然有种，但肯定是进取看的，其意境广阔宏达，却不近人味，像是一个拉长脖子摘星星的顽童；邃古时间，帝与天同高，百姓想见得经常仰望，一不注意还会被刺眼之光灼伤眼睑；到了秦汉，天子变小了，但实力变大了，人们便开端清楚那位高坐龙辇的是一个啥玩意，不过喜时大赦世界，皇恩浩大，怒时横征暴敛，人命关天。但没关系，两阶层依然自有其乐，还不至于水火不相容的辩论；到了宋朝，是一个变化点，昏者太昏，社稷不再是家世界，而是家乐土，只游乐不买门票，一定受到驱赶。因而到了清代，康乾年间，天子补了账单，却误导了商场，假造经济过度伸长，总算在辛亥革新中一气炸掉了。天子从头至尾都是站在劳累人的头上摘星星，何处会记得施恩世界，月光普照呢？眼界锁于深宫，寻不得丰满盈溢的月色了。
云云可见，惟有士人了。士人有两种，一者从上至下，带着布告公文，笑靥如花；两者从下到上，带着民间疼痛，愁眉不展；前者多，此朝必有革新，后者多，此代应有改观。“哀民生之多艰”者，投江自了今生，这是悲悯过甚，替劳者而歌尚不足，还要替劳者殉其身；满腹沧桑，一纸狂妄，到底凋谢了；秦以来，悲悯约略如一，饱受儒道之惑，在不该有定夺的地点却没办法自拔，因而数千年之文章辞赋，都好像的去悲悯，去吝惜，去埋怨不甘，去感时伤怀，精读来，不管是汉赋唐诗宋词，依然是传说变文话本，中心都是几近类似的，不过换了故事，不换心思，这可能是孔子老先生“逝者如此”前毫不会想到的；他输掉了鲁国，却博得了半个世界；但是元朝是一个大变化。其文亦愁，然愁中有讽，其曲亦悯，然悯中生怒！杀怕了，果真杀怕了，杀得士人躲在一旁不敢高声谈话，一改宋代的“文吏力量”，不以才不以德，偏以刀以枪，墨客之世界一夜之间形成了墨客的末日。因而墨客团体从天子身旁硬是被拉下了水，替天子摘星星，不如与劳者歌其事。
唐朝的杜甫，是一个歌其事的老手，“豪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拿起遍野哀鸿冻死之骨，猛扇豪门后的脸，但是其脸也厚，只能在悲忿中逝去了；宋朝有范仲淹，“先世界之忧而忧后世界之乐而乐”，此话一出，世工钱之动容，竟而忘却了还有一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当代可见，世界兴亡揽于一身无可非议，可假如在其时那个时期，此话别成心味，墨客不愿下水，与真实的劳者仍未告终合同；而总算到了元朝，忽然士人们被消除了，刚从铜雀台上掉下来，便被人群如潮淹没其中，但此淹没并不是无声之随流，而是昂贵之愤歌，拔起长剑，击起大鼓，街头巷尾，高唱一曲。这是华夏的美好里最不美好的年头，劳者歌其事，是用本人饿肚子的“咕咕”声做节奏的。那时大文学者李煜死了，苏轼死了，姜夔也死了，元朝高人作曲家，无名氏，接了前辈文化笏板，闪亮上台。
但是可叹的是，真实值得悲悯的是，不论是士人依然是劳者，都已开端内省了。内省意味着啥？意味苏醒，意味恐怕，意味抵抗，意味翰墨皆成刀剑，文章亦满血光。“取高贵青蝇竟血，进功名白蚁争穴”，“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苟且偷生，争名夺利，劳者之歌皆安静，渐忘却。
明清之际，悲悯已多无真情，文章诗词，多是死水。杨继盛死了，不再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的大气澎湃，而是“平生未报答留作忠魂补”，伤口结疤，这是做天子最佳的功夫，安居乐业，最少无人敢不静谧。四学名着，一声长嘶，千年士人的悲悯，寂然倒地。林觉民捷足先登，竟也倒在枪林弹雨当中，劳者已筋疲力尽，再也无力量歌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