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与白本是差之千里，亦如善与恶、事与非，功与过。它们之间的隔绝是一道不行跨越的界限，，而在棋盘之上，黑与白重逢，演绎出瞬息万变的棋局，围棋太难懂，黑、白在冗长变革中。或许我更适合简明的，棋盘之上，五子之距定胜败。星空又未尝不是一张大的棋盘，星斗是棋子，一场精粹的对决演出了几千年。
统一个星空停滞三千年，一颗文学史上的明星腾越来了，狠狠挡在四颗黑子前哨，即便黑的力量再重大，光彩的白色跨越隔绝，围住黑棋。那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史乘与我的隔绝要用光年来测量，从司马迁的西汉到黄帝生活的年头一样长久。一个信仰拉近了他与史乘的隔绝，一份肩负让他看清了史乘脸庞——一个史学家的至诚之心。
汉武帝给了他晦暗的生活，而他送上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的《史记》。他亦如那颗白棋，前方黑棋步步紧逼，他与那颗黑棋刻不容缓，公理的光后从未消灭，重重挡在黑棋前哨。
白棋总后进于黑棋一步，被黑棋限定。在鲁迅生活的那个社会，社会的晦暗就好像欺人太甚的黑棋将白棋堵的五路可走，黑棋与白棋此距之近，整盘棋处于相持状况。好像一念之间便可就义整盘棋。鲁迅了解他要做啥，一念之间，他弃医从文，用手中的径直刺晦暗的心脏，低吟出痛之处。他抄写的已不再是笔墨，而是一张张救国救民的良方。他与晦暗的很会刻不容缓，触手可及，可他的心离它非常远非常远，离芸芸众生很近很近。他即是那颗白棋，截住黑棋去路的白棋，阻挡了黑棋的算计。
司马迁用终身的光阴博得了棋局的告捷；千年后，鲁迅用一年之差的光阴博得了棋局的告捷。此所谓“德不孤，必有邻。”即便是千年的隔绝，即便是棋盘上的口角之距，只要心与光彩无隔绝，那盘人生的棋局必然白棋告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