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爱国文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过政治，这种现象可能源自于官员在其权力范围内更容易传播诗歌的“幸存者偏差”，但更多的是因为官员阶级往往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对国家、大义有着更为深刻的了解；同时传统文化的影响及特权地位带来的反思，也使得官员能够更多地承担起社会责任。
他们的作品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宗旨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国家的正常统治。
（一）革除社会流弊，表达鲜明的政治主张。
欧阳修在其《五代史伶官传序》中表达了他对“盛衰之理”的见解。欧阳修认为，李存勖“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李兢兢业业打出一片江山而一旦功成即志得意满，由此引来覆灭。他提出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以及“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都是治国的不二法门。
王安石则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制定了他心目中“可寄以社稷之安危”之人的标准，即“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虽然与欧阳修的政治主张相互抵触，但彼此都是为了江山社稷的安危而慷慨激词，因此能够得到彼此的敬佩和欣赏。
明朝丞相刘基则在《卖柑者言》中借卖假柑的无耻商人之口指出官员德不当位、穷奢极侈的罪状，更讽刺了当时政治普遍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官僚主义。刘基作为国家政治的中流砥柱，灵活地运用了其文人的身份指明政治存在的弊端，穷形尽相，又尽显民本主张。
（二）山河不全，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
林则徐抗英销烟，反而被投降派诬陷，革职流放伊犁。清朝腐朽黑暗如斯，林则徐却仍然在其《赴戌登程口占示家人》中写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诗一是诗人不计个人生死安危、为国家利益肝脑涂地的深情表白，二是诗人清楚认识到国家高层政治决策的迂腐保守已经深刻影响到国家的存亡，并且坚信自己的反帝主张是正确的，有利于国家根本利益的，因此他可以为此忍辱负重。在国家受外敌倾轧、风雨如晦之时，诗人却始终不随波逐流，为保存民族尊严和主权完整奔走效劳，正是保家卫国的官员精神的生动体现。
（三）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颂歌
周密在宋亡之后，不再为官，但仍然感念先朝的情状，撰文《观潮》，描绘浙江海潮的壮观景象，回忆京尹校阅“吴儿善泅者”的宏伟画面。一字一句都流露出作者对旧王朝百姓和乐、政治平和的景象的怀念，而今山河依旧在、君主不再，更勾起了作者的故国旧君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