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夜，我拿出《史记》，翻到“屈原贾生列传”，用心细读。“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于是怀石，逐自投汨较以死。”读史至此，我不禁闭目沉思，心中隐隐感到屈原那股照耀千古的浩然正气，但更加同情屈原万般悲愤，怀石投江的无奈。
司马迁评屈原之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在过去的封建社会，特别是在统治者以过分的“孝悌忠信”来钳制人的思想，以达到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这种“忠诚”无疑是极受推崇的。但屈原之志在现今社会中还是否适合呢?还是否有其现实之价值呢?在我看来，值得商榷。
首先，虽说“哀莫大于心死”。屈原“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满腔悲愤成了他自寻短见的动力，但他死了，楚国能免亡国之祸吗?显然不能。但我觉得，屈原既然有寻死的勇气，为何没有化悲愤为力量，重新面对人生的勇气呢?其实，只要屈原能开阔一点，大可放开怀抱，别投他国，觅得贤君，以展抱负。即使此生长留楚地，亦大可隐逸山林着书立说。一来不用“爱物之汶汶”，二来使自己的才华得以保存。何乐而不为?须知道，即使当世没有明君，难道以后就没有明君吗?即使自己有生之年不能振兴楚国，但只要他的精神与才华能流传后世，那么楚国还有一丝中兴之望。可见，投江自尽实属不智之举!
屈原之所以“不智”，究其原因，全是“愚忠”作崇故。俗话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就是这样的道理。我觉得“愚忠”二字不但害已，还会误人。正如当年忠孝两全的岳飞，他明知自己遭十二道金牌调回京师定是凶多吉少，而且又知道自己一死，金国铁蹄势必重踏中原，蹂躏苍生。若他不是执着于“忠”之一字，我想历史也会改写，南宋百姓也能享得太平之乐了。
虽然说忠于国家是每一个公民的天职，但忠于的是国，而不是那施政不善、导致人民生活不稳定的当权者。所以我们可说，屈原的忠诚无疑皓如日月之辉，但他并不算是忠于国家而是忠于那个易受小人之间的昏君楚怀王，由此可知“愚忠”是不智的，在当今社会就更不合时宜。理智的忠诚是“愚忠”的蜕变与升华，这才是人们值得仿效与推崇的美德，这才是为国家民族谋福祉的刚贞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