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先生曾指出中国文化存在实践理性和实用理性的特征倾向，也即所谓“乐感文化”，一席话如暮鼓晨钟发人深省。失去耻感文化的外部约束力与罪感文化的自我反思，社会因而在众声喧哗中呈现出价值缺失和判断缺失。社会中难以言喻的“难堪撕裂”也因之默默滋生，最终孵化出“以多少论是非”这样的畸形产物。窃以为如此社会，是悲哀的。
犬儒学派的摩尼莫斯曾发出这样的论断：“万般如是，皆因人们认为如是。”可见从众的消费从来不缺市场。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对真理的渴求和对群体的归属感像是一对孪生兄弟。越是在真假难辨的时代，拥抱的越紧，却又像奥勒留所言“两支反方向的箭”朝着截然相反的目标发射。提出观点，形成阵营本无可厚非，却在无知的看客的影响下不自觉地引发了道德站队和认知偏差：一旦陷入“多数人”的“群众广场”之中，冷静理性的分析、辨伪鉴识的能力便荡然无存。真理面前神圣的博弈，终不免落入小丑狂欢的窠臼。成为巴赫金所言“把肉搬走”的闹剧。
囿于“少数服从多数”之如洪水猛兽，又有人提出“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论断。此言不虚，服毒自杀的茨威格、葬身鲜花广场的布鲁诺、被推上断头台的拉瓦锡，都牺牲于“多数人”的淫威和迫害。却最终被历史正名。可反观当下，掌握真理的少数人却早已变质，成为所谓“少数群体”抵抗质疑和讨论的挡箭牌，异化作其“拒绝与世界和解的”特赦令。于是历史的悲剧再次上演，只是角色悄然间已发生了转换，少数人站在“我就是真理”的道德制高点上，对着看似人多势众的多数人口诛笔伐。大肆批判，早已失去了理智和清醒，遑论对真理的求索。
严苛的社会制度体系，复杂的舆论生态环境，沉重的历史背景，很难说是什么让“多少之争”的悲剧不断重演。但正如余秋雨所言“大道向来是寂寞的。”我们也许无力改变这个世界，却也无需改变，“纵使你勃然大怒，他们依然无动于衷。”脱离群体，成为“畸零人”固然不可取，吠声吠形，沦为群体的附庸亦非良策，唯有携剜肉补疮的决绝，刮骨疗毒的清醒，秉“在无物之阵中左突右冲”的勇气，怀洞悉一切的理性主义，方可做出无愧于心的裁决。我们不妨做扎米亚京“全是直线的世界”中唯一的曲线，力图证实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去做点燃火把的人，照亮柏拉图暗无天日的洞穴。“世界一直在变，可它千般变化，终不及你的些许改变。”
“这个时代被它奚落了，但他情绪低落。”时代与社会的变奏离不开每个人的参与，“天命反侧，何罚何佑”，历史的长河终会涤去浮于表面的流言，沉淀真理。要相信，人的灵魂是“直指向上的球体”，只要有越来越多的人挣脱“以多少论是非”的桎梏，那个迷茫的世界就会土崩瓦解，不复存在。而每个人的精神夜晚，也必将星光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