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这次疫情的‘吹哨人’，却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孤独地死去，直到临终也没有等到那句道歉。”李文亮，因为他对疫情的早期预警，和因散布谣言收到的训诫，加之染疾后的不幸离世，来到舆论的焦点。
然而，仅凭他对这场疫情做的贡献，他本不该躺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且比之于另一位心忧疫情的医生张继先：李医生来自眼科，张医生深研传染病;李医生起初误称新冠为SARS，张医生严谨地描述为“类似非典”;李医生仅在朋友圈小范围提醒，张医生通过医院向省、市疾控中心提供了及时的反馈;就连李医生的不幸感染也出自本人的一时大意，而张医生专业的防护使得她的病房在初期不曾发生一例医护人员感染或病患交叉感染事件。
——人们也许忘了历史如何评价着它的人物：忆昔海瑞正气清廉，他的风骨固然堪称“民族的脊梁”，可在以绝对的正义对抗黑暗的时代时，他贡献的只是一位小人物的力量;同时代的张居正深谙黑暗官场中的“厚黑学”，他充满铜臭味的相位却为社稷带去了安宁。我们记得那平民五人，因反抗魏忠贤而名留青史;然君不见庙堂之上，是崇祯帝迫使大阉“投缳道路”，这才是政治家的气魄。李医生的本意或许只是善意地提醒他身边的人;必如为他“请命”者，究其社会价值，我窃以为，他也还算不上什么大人物。
由是观之，他只是一位颇具悲剧色彩的正直公民，值得关注的是，公众的反应何以与此如此不对称?固然，是他的重重不幸为他的故事蒙上了令人唏嘘的戏剧性色彩，但在公众的身上，一定还存在着他们自我表达的强烈需求与他们的表达能力和表达渠道的局限性间的不平衡。卡尔曾在《玻璃笼子》中写下：“我们创造着信息与媒体，却也在被它改变着。”我们是否在今天的信息洪流之中有些迷失方向，接受了大量新媒体的单向信息输出后，变得想说些什么，却也只能以人云亦云一抒“胸中大志”?“后真相时代”模糊了真与假的界限，人们陷入“群体无意识”的泥淖，自我意识解构。此时，我们是否淡忘了川端康成凌晨三点看海棠花未眠的那份诗意，淡忘了梭罗瓦尔登湖畔掬一捧清流的洁身自好——淡忘了对自我的塑造和素养的提高?
这场风波，还暴露出我们理性意识的缺乏。与“为余光中点烛”“为金庸送别”一样，这场悼念也掺杂了一些狂热的激情或麻木的跟风。“他受到了训诫，所以他是英雄”等野蛮的“共情式”逻辑侵蚀着麻木者的判断，更不必说将一纸训诫书冠以“国耻”标签的骇人听闻的论调。公众依然缺乏经过自身理性沉淀的价值判断，并未完全形成基于事实的思维模式。莫非真的要像王小波描述中的那样，“你不考虑价值取向这样一个主要问题，干起呼吁、提倡这等事来，自然精力充沛，无人能比”?
当然，舆论对李医生的关注，作为对个体价值的肯定，是值得支持的。李医生警示了不少人及时准备抗疫物资，因而拯救了许多人，而这种个体的贡献若要“由孤岛连成海洋”，也少不了舆论对此的尊重。正如李医生本人所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歌颂美好的核心价值也是舆论的义务，断不可因噎废食，为抑制舆论中的非理性而封杀对真善美的呼吁。
愿我们一手持事实与理性的准绳，一手秉人文关怀的规度，发出这个社会需要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