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生物学的奠基人胡先骕，被誉为“植物分类学之父”。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听说他还不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曾说过这样的话：“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尽管毛泽东连他的年龄都弄错了(毛说他“七八十了”，其实他才六十多岁)，但读了《不该遗忘的胡先骕》(胡宗刚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版)，还是觉得“老祖宗”之说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居然不是中科院的学部委员呢？
这首先与他的学术观点有关。1949年以后，新中国选择了亲苏反美的内外政策。于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就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这种情况下，“不识时务”的胡先骕却在他编写的教科书中，点名批判了苏联生物学权威李森科。李森科是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他提出“一个物种可以飞跃为另一个物种”的遗传理论，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议。胡先骕基于科学家的良知，在书中介绍这种情况，目的是为了让“我国的生物学工作者……不至于被引入迷途”。但是他的做法却被视为“有严重政治性错误”，是“对苏联政治的诬蔑”(见该书第165页)。从此，胡先骕就失去应有的学术地位，直到1983年，中国植物学会在太原召开成立50周年大会，会长在回顾本会历史时，也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其次，还与他的留学背景和政治态度有关。胡先骕两次留学美国，最终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因此被视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文革”中又增加“反动”二字)。另外，早在上世纪40年代末，他还积极组建社会党，参与起草了《中国的出路》。这个文件是该党政纲，其中说道：“如果我们不参与政治，别人将要把与我们的意志和良心相反的制度，强加到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身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头衔，再加上这样的观点，怎能当学部委员呢？
其实，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还有许多与胡先骕类似的人物，比如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任鸿隽和他的妻子、文史学家陈衡哲，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张慰慈、张奚若，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陶孟和……这些人大多是在辛亥革命前后赴欧美留学的。他们在人格上具有独立性，在学术上具有开创性，在政治、思想、文化上具有建设性，因此我认为这是中国近现代留学史上根基打得最好的一个群体。相比之下，包括留美幼童在内的被洋务派送到欧美留学的那批人，对专制统治集团有很大的依附性；而在戊戌变法以后去日本的那些留学生，则往往多有破坏性而缺乏建设性。遗憾的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个群体便很快被人遗忘。这就形成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他们生活的时代离我们很近，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思想遗产却离我们很远。于是，他们的政治选择、学术理想、精神追求和人格风范，便成了绝唱。
读罢《不该遗忘的胡先骕》，我又找来《胡先骕文存》(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出版)，没想到其中有一篇《留学问题与吾国高等教育之方针》，也谈到这个问题。文章说，由洋务派送出去的留学生，最大的缺陷是不通中文，因此学成后大多从事外交或工商方面的工作；后来的留日学生，不仅品性各异，且失之于滥，能在日本高等学校毕业的很少，结果是大多数人没有高深的学问，只能进入军政界工作。看到这里，又想起五四运动以后，还有勤工俭学的留法学生以及后来的留苏学生，他们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我认为，重新梳理并认真研究中国近现代留学史，或许可以为中国的命运和出路提供更好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