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善是道德范畴，不是法律范畴。出于自身的道德关怀，行善固然值得我们推崇，但殊不知我们往往总站在富足的地方怜悯贫穷，躺在安全的地方怒斥邪恶，总在五十步笑百步后呼唤远离冷漠，总在血痕淡去后才忙着计算生命的价值。
是什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于行善者而言，他们往往在健康，知识，能力，地位，身份，财富等占有极大的优势，受善者则无不处在劣势。基于自身条件的优越，行善者方能用自己的资本向那些在社会底层边缘苦苦挣扎的弱势群体施以援手，但同时也易催生出主观情绪上的骄傲自满。因为行善方往往高人一等，睥睨一切，“一览众山小”，受善方则俯伏在地，低声下气，“为五斗米折腰”。
真正的善良绝非打上行善的标签，相反，脱去华美的外衣，低下高贵的头颅，俯身而下，以平等的姿态和人类共同体的理念对待需要帮助的人们。正如约翰多恩所说：“人不是一个孤岛，所有人的不幸皆是我的不幸。”唯有如此，行善者方能真正懂得他想帮助的对象，才能用最适当的方式让他们乐于接受而有意义的帮助和扶持。
出身贵族的托尔斯泰，因对自己小国寡民的庄园主生活感到羞耻，渴望把自己的财产全部分给穷人，并身体力行，开始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逐步实行平民化，布衣素食，体力劳动。特蕾莎修女一生带领仁爱修女会服侍世人，那些最孤独，处境最悲惨的印度底层民众，得到了她真诚的关怀和照料。这种情操发自她对人的尊重，完全没有居高施舍的姿态。
更进一步而言，善良体现的是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兼怀天下的救赎精神。电影《无问西东》说到：“这个时代缺的不是完美的人，缺的是从心里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和同情。”在民族存亡之际，梁漱溟辞去北大教席，以佛家救世精神，倾尽毕生精力，探求中国民族自救的道路。他最终以一副佛教徒的心肠，实现了“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的愿望。而不少西南联大的学子则选择投笔从戎，跳脱舒适圈，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保家卫国。
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以家国情怀为纽带牵起了不同阶层人民的共同愿望—救国。同时又是精英意识的自我拯救。反观当下，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泛滥让一个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总在血痕淡去后才忙着计算生命的价值。前不久的“重庆公交车事件”，着实令人触目惊心。车上的乘客眼睁睁地看着女乘客和司机争吵，却无人挺身而出来制止，最终造成车子因方向盘失控驶入江中的悲剧。而我们在口诛笔伐这些乘客面对危机的冷漠态度时，是否曾想过自己会是挺身而出的那个人还是冷漠群众的一份子，又是否总习惯于在五十步笑百步后呼唤远离冷漠……
如今社会是行善者变少了吗？当然不是！我们该重视的是行善的本质。面对世间丑恶行径，勿犹豫，勿迟疑，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及时伸出援手。同时保持一颗同理心，俯身而下，切勿以高贵者的姿态去践踏弱势者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