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处在一个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苦难，发生着不幸的世界，而同时也有这么一大群人，它们也无时不刻为世间疾苦而悲天悯人，被邪恶暴虐气得咬牙切齿，对不公冷漠感到义愤填膺。他们无时不痛心疾首，无时不愤愤不平，然而又真当一方有难时，却再难见得它们的踪影，只有当风波稍过后才再次渐渐浮现。
虽然这种看似奇怪的现象我们早已司空见惯，他们的虚伪令我们鄙夷，但你是否知道，这群人中往往有我也有你？
为什么我们总站在富足的地方怜悯贫穷，总躺在安全的地方怒斥邪恶，总在五十步笑百步后呼唤远离冷漠，总在血痕淡去后才忙着计算生命的价值？当然，其中不乏一些故意伪善以谋权求名者，但这远远不能解释为什么几乎芸芸众生皆略处其一二。在我看来，其本质是源于一种人性的弱点。
自我保护与维护利益是人类根深蒂固的天性，万物生灵的一切行为准则都以这两点为优先。然而我们的人性又使我们具备了普遍的价值观，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是好的，而向善则往往意味着利他，与舍己。这便产生了一种矛盾，一方面我们希望善良正义得以声张，另一方面我们不舍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又深谙自己的渺小，本能地缩进壳中，将风险不利降到最低。就如同林间鸟儿，见到了猛兽只敢远远的鸣叫几声便躲进深林中去了。加缪所言“我们既无力作恶亦无力为善”正是大多普通人的心理写照。
软弱无力使我们只寄希望于他人，使我们在危机真正来临时迟疑沉默。躲在壁垒后摇旗呐喊成为了安抚我们心中曦微善心的慰藉。久而久之，软弱成了习惯，成了挡箭牌，我们满足于止于言语的仁义，于是弱小演孕育了丑恶，心善演变为伪善。
不，内心的弱小绝非理所当然，富足与贫穷，安全与险恶也绝非横亘于为善前的鸿沟。英国王妃戴安娜，与当代许多达官显贵一样常热衷于慈善，但她却少了份官僚贵气，她愿意将病弱的非洲儿童抱在怀里，她愿意脱下手套捧住艾滋病患者的双手，在那个世界仍对艾滋抱有未知恐惧的年代，戴安娜毫无顾虑，不居高临下的怜悯温暖了无数绝望的心灵。抗日时期，一群来自名门望族的青年义无反顾地为国之存亡征战蓝天。这群年轻飞行员中有林徽因的弟弟，张伯苓的儿子，蒋介石的亲戚，不是官二代富二代，也是来自高等学府，个个可谓天之骄子，可他们宁以肉身作为炮弹也不贪享安逸，血战沙场只因责无旁贷。
是什么支持着一部分人克服人性之弱，将内心的善得以化为行动？托尔斯泰会说：“是道德的自我完善。”托尔斯泰摒弃了自己的贵族地位，对俄国农奴的悲惨命运感同身受，与他们一同劈柴烧炭，开荒种田，以此来升华人格，追寻着一种奉献的幸福。当一个人的道德感得以提升，他的眼中便不会只有自我，因为他看见了更高的价值，感受到人生的意义不止于独善其身，具备了更高的追求与责任。
人性之弱使我们将善深埋于心底，没有艰苦卓绝觉悟，畏惧地看着那条布满荆棘的至善之路，只能无奈地缩回自己的“桃花源”去。但奥威尔曾说：“有信念的人经得起任何风暴！”凡人渺小如尘土，唯有信念能使其掀起波澜，支撑着他为心中的善而奋斗，信念带来希望，它使无力者有力，使悲观者前行。
同时，也别忘了，什么样的土壤上长出什么样的草，在一个恶的时代，善也总难以发声。倘若一个社会的制度使行恶之人能肆意妄为，行善之人反被人欺；善者的自我牺牲只如在一潭死水上打了个水漂边转瞬间被淹没，更有甚者笑其自讨苦吃，那这便是善心冷淡之时，希望的寒冬，就如巴尔扎克所言“没有了希望，一个人就不能维持他的信仰，保守他的精神，或保全他的内心纯洁。”
人性固然有其脆弱的一面，可道德的完善能使我们突破自我之封界，追寻更高的价值；坚定的信念令我们在荆棘前不在恐惧疑惑；正义的社会不会使善士的热血再白洒一地，那在危难在此降临之时，善不再只是发出一两声尖叫而人性光辉的一面也定将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