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戴着钢丝边眼镜、衣服上尽是尘土的老人坐在路旁。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正涌过桥去,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那里。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那时我在看管动物。”他对我解释。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牧人,于是我问他:“什么动物?”
“各式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撇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着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三角洲地区,寻思着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撇下它们了?”我问。“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一边问,一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提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儿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喔,它们大概捱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道。“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管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看自己,大概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