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整理以前的文稿时，偶尔发现了这篇文章，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写的，但现在读起来，仍然感到很亲切。一晃，十几年过去，岁月除了在我们脸上刻下皱纹，什么也没留下，但这珍贵的笔墨，却让我精神一振，于是我把它整理出来，以飨朋友。此稿发表于1999年12月31日的《江汉工人报》。
儿时，我一直认为父亲不善解人意，近乎刻薄，似乎在扼杀一份童真、童趣。那时，我们家家大口阔。我的脚下是一顺溜四个愣头青。即便是这样，我们五兄弟却个个黑黝黝、胖嘟嘟的。双抢时节，全家上阵，能割谷的就和父母一起割谷；不会割的，就从稻田中把较小的谷个子抱上岸；更小的负责“后勤工作”——送茶送饭。当时劳动的人多，也没觉得累。但有人却说我父母心太狠，不懂得疼爱孩子。父亲听了只是笑笑，并不搭讪。农忙时节农村孩子都劳动，我们心里倒也平衡。但一年忙上头，到了腊月二十七、二十八，父亲却还要我们和他一起去植树，心里还是不情愿的。要知道，忙了一年的农家，日子过得并不惬意，只有到了年尾，喜庆才爬上灶头。开油锅，炸麻花、烤饺、果子，满村都是香味。这些就是乡村孩子们的希望而周遭的氛围，父亲似乎熟视无睹。他早早起床把我们叫醒，用独轮车推一车树苗，带领我们去责任田或自留地植树。父亲一会儿教我们如何丈量好株距、行距；一会儿帮我们把不合规格的树洞挖大。父亲干活很古板，总是板着脸，不苟言笑。我们都惧怕。刚出门时的牢骚、怨恨、以及巴望我家也能锅沸火旺的心情随着一双小手冻得发紫而消失了。待一片坡地被整齐的树苗方队所占领。父亲才带我们“班师回朝”。孩子是容易健忘的，劳累了一天，吃罢饭后，几个弟弟各自找到铺位，把白日冻僵的小手放在胸前，蜷着身子，枕着失落的希望酣然入睡。屋外间歇传来孩子们游戏的嬉笑声，似乎都不关自己的事了。想起这段经历，鼻子酸酸的。长大成人后，母亲才告诉我们，我们栽种的树是我家的“绿色银行”。二弟上大学、我们几个或读师范、高中、或拜师学艺的经费很大部分都源于这坡地的树木。失去的固然珍贵，然而得到的却比失去的内涵更为深刻。父亲以他特有的勤劳与睿智苦心经营着这个“保留节目”，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更重要的事培养了我们具有了树木一样的品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2012年8月21日
